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郭朝明没有停止治沙的脚步。云卷云舒时，他就势躺在沙砾上，抬头仰望天空。一粒粒细软的沙活动着，和着徐徐的风吹拂在脸上，酥酥麻麻，一身的疲倦瞬间褪去……

郭老汉梦见，自己变成一颗流星，划过长空，落在了八步沙。感觉自己不久于人世，郭老汉越发拼命地坚持和老伙计们在沙漠里共同植树，一个月后，他被儿女们强行拖上了驴车拉回了家。临走时，他给儿女们交代了三件事：早点准备来年的草；去国营农场再要点树苗；从长计议，解决大家的生计问题。三件事，没有一件涉及自己，涉及家人。

“沙漠于父亲，好像融入骨子和灵魂里了。父亲的一生简单得总结不出一句话，可又丰满得成了他一生的回忆。”郭朝明的儿子郭万刚说，父亲是家里的擎天柱。父亲走了，家里一贫如洗，这让他一度迷茫，开始质疑治理沙漠这件事，是否是个错误。

新墩岭是明长城在古浪段土门镇东隅与八步沙一河之隔的一个烽火台，它的北侧是台子村的一块旱地，有300多亩。

这300多亩旱地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赶上年份好的时候，亩产可收100多斤甚至更多。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新墩岭的春天却被黄风笼罩，一年下来，这300多亩地没多少收成。郭朝明和家人白天吃着沙拌饭、嚼着野菜根；夜里一场风，早晨起来流沙堵住门。土地不能继续耕种，风沙与贫穷成为这里的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一片愁云。

“好端端的土地怎么就能变成沙丘呢？”郭老汉望着即将被风沙掩埋的家园，心里不是滋味。1969年的春季，他联合石满等人扛起了沙铲，弃耕植树。

找铁锹、买水桶、收麦草、购树苗……郭朝明他们雷厉风行、说干就干。1970年，他毫不犹豫辞去生产队长的职务，承包了一块不能耕种的土地，开始了他的“绿色梦”。

1973年，时任土门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李能儒到新墩岭调研。看到在如此干旱的沙地里能长出树来很吃惊，便问郭朝明，临近的八步沙是否也能栽树。

郭朝明的肯定回答，让当地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共几百人投入到播绿行动中，掀起了当年秋季八步沙义务压沙造林的热潮。

到了1976年，随着造林面积的扩大，治沙造林队伍中又增加了土门大队的罗文奎、和乐大队的程海等人。

198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红落落的太阳在村口小路上洒下一路金黄。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六位年过半百的老汉吃过早饭，早早来到了大队院子里，他们在县上治沙承包合同书上摁下红指印，以联户的形式组建了八步沙集体林场。看着指头上红色的印记，郭朝明不敢回家，一家老小9口人，以后的日子是吃沙还是啃树皮？他不敢面对家人责难的目光，在村口转悠了一个小时，才硬着头皮向家里走去……

第一年，他们造林1万亩。转过年一开春，风吹、沙打、羊啃，苗子十存一二。林场场长石满和老哥几个闷头走进林场巡看，到处风起沙驰、枝干斜插。难道真的干不成？

一天，植树的时候，郭朝明的旱烟袋丢了，这可是他在沙漠里唯一慰藉自己的爱物。吃午饭前，他急匆匆出去寻找。走出地窝子不远，不经意转过一个弯，在一座沙岭背后，几棵葱葱茏茏的沙柳在风中昂扬，柠条和梭梭开着小黄花，一朵挨一朵，几只黑色的蝴蝶在上面忘情地追逐，翩翩起舞……

郭老汉怔住了：“这不是梦吧？”

有绿的地方就有生命，有花的地方就有希望。他顾不上再找烟袋，一路狂奔，向着地窝子的方向直喊：“能干成、能干成、能干成！”

慢慢地他们发现，在树窝周围埋上麦草，就能把沙子固定住，树苗就能保住。由此，当地流传起一句顺口溜：“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

栽上、吹跑，再栽、再吹跑，继续栽……沙漠中造林，成活一棵往往意味着栽种五六甚至七八次。种树容易护林更难，好不容易种下的草和树，风刮不走，就被羊啃光。郭老汉既当“愚公”，又当“包公”，每天日头一落就进林地“值班”，夜里12点再爬进沙窝休息，还没少跟放羊的乡亲“黑”脸。

2005年，已有8万多株沙生苗木在沙漠里“挺立”，有风时树影婆娑，没风时飘逸秀美。

2005年，60岁的郭老汉植完最后一棵树，再也没有醒来。